Jerry's way

書名: 時寒冰說: 歐債真相 警示中國
作者: 時寒冰
出版日期: 2012年9月

認識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歷史, 只有了解了它的歷史, 分析它的現在, 才有可能預知它的未來.

美國絶對不能容忍他人觸碰自己最核心的利益-"美元".
凡是觸碰美國最核心利益的國家, 不是遭到軍事打擊, 就是遭到嚴厲制裁; 不是發生動蕩, 就是發生經濟或金融危機.
Kissinger: 誰控制了貨幣就控制了世界.

伊拉克戰爭則是由於伊拉克直接觸犯了美國絕對不能容忍觸碰的最核心利益美元所致.
美國與海灣國家在1974年達成"石油只用美元"結算的協議, 不僅用石油取代黃金變成美元的新"錨", 確保了美元的霸主地方不受威脅, 而且獲取了石油的定價權, 從而形成了現行的"石油-美元"的貿易結算機制, 使能源的所有權與定價權相分離. 美國進而以此為契機, 從貨幣與能源兩大領域入手, 重塑並且牢牢掌控了全球的政治經濟新秩序. 而伊拉克要挑戰的: 伊拉克石油改用歐元(而非以美元)結算, 恰恰是美國操緃世界以確保自獲取利益最大化的最重要的基石.

然而享有國際貨幣主導權的基礎是擁有先進的生產力, 而不單單是利益集團的陰謀詭計.
一個國家要想當上霸主地位, 必須高效率地完成"把金錢轉化成財富, 再把財富轉化成力量"的過程, 否則, 這個強國一定難以長久維持其霸主地位. 
英國借助強權實現了貨幣的擴張, 並將貨幣轉化為力量, 進一步強化並深化了其霸權地位, 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紙幣擴張, 讓本國貨幣尤其紙幣成為世界性貨幣是走向超級強國的強大基礎.

美國與歐洲在債務問題上賽跑: 誰的債務危機推遲爆發, 資金就會逃向誰, 對誰就越有利, 而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強勢能力是遠勝於其軍事打擊能力的. 因此, 歐債危機的爆發, 其實有其必然性.
美國的戰略思路就是: 在不能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好的情況下, 讓對手做得比自己更差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歐元的問世至少在5個方面對美國的最核心利益構成了威脅.
1. 歐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第一大原因是: 結算貨幣-定價權的削弱.
結算貨幣與定價權的掌控程度是相伴的, 如果美元的結算貨幣地位被削弱, 這同時意味著, 美國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定價權被削弱, 如果定價權被削弱, 美國將不能再自由地操緃大宗商品等價格的走勢.
2. 歐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第二大原因是: 鑄幣稅.
所謂鑄幣稅, 就是通過發行貨幣所獲得的收益或利潤, 通常是指所發行貨幣成本與貨幣面值之差. 在美國之外做"體外循環"的這部分美元, 其基礎貨幣量是美國通過國外購買或投資輸出的, 這部分美元雖然是美國的負債, 但由於經濟交易、結算和支付所需, 其他國家一直並不行使對它的要求權, 所以這部分美元相當於給美國提供了一筆無息貸款, 貸款額就是在美國之外做"體外循環"的美元基礎貨幣量.
3. 歐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第三大原因是: 通貨膨脹稅.
如果貨幣發行主體出於彌補財政赤字、金融救助等原因不斷增發紙幣, 就會降低人們手中所持貨幣的購買力, 這相當於悄悄對貨幣持有人徵收了一種隠性稅收, 所以被稱為"通貨膨脹稅". 美元的強勢地位意味著, 美國可以對全世界徵收通貨膨脹稅. 假定美國長期通貨膨脹目標是2%, 每個公民除了繳納聯邦稅和各州稅以外, 美聯儲有權對其公民所持有的每1美元徵收2%的持幣稅.
假定美國流通領域的M2(廣義貨幣供應量)是9.8兆美元, 2%的通貨膨脹意味著美聯儲每年可以憑空發行1960億美元, 既沒有任何真金白銀的支持, 也不需要創造商品、服務等任何經濟價值.
4. 歐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第四大原因是: 外匯儲備.
對美國而言, 其他國家或經濟體儲備的美元越多, 美國收益越大. 但是, 歐元問世後, 美國近乎獨享由此衍生出來的各種收益的壟斷地位被打破.
5. 歐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第五大原因是, 也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債券資源的爭奪, 及對債務的自由稀釋便利.
例如中國老百姓生產的產品, 以100美元的標價賣給了美國, 美國印100美元鈔票給中國, 美國獲取了99.98美元的鑄幣稅. 而後, 美國再把中國這100美元借走, 繼續購買中國的商品, 或者在美國國內做投資, 獲取遠遠高於其所付利息的收益. 同時, 美國通過增發貨幣, 把欠中國這100美元的購買力給稀釋掉, 假如稀釋50%, 就意味著, 美國償還50美元外加利息就行了.
但隨著歐洲貨幣區的啟動, 歐洲政府債券市場在發行規模和發行數量上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債券市場. 截至2005年6月, 歐元區政府債券市場幾乎是美國政府債券市場的2倍, 這無疑是對美國債務依賴體系的最大挑戰.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時代, 金融的獨立性顯然是不被容忍的, 這就意味著, 強勢紙幣只有在權力受到嚴格制約的地方才能誔生.

對於中國的核心利益, 國務委員戴秉國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撰文指出: "什麼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我個人理解, 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 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 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真正有價值的是把錢變成可以滋生財富和力量的資源, 通過投資等方式促進就業的擴大、經濟的增長.
英國之所以能夠率先完成工業革命, 與其資本的強大支持是密切相關的. 殖民擴張為英國積累了大量的原始資本, 並提供了廣濶的原料產地和海外市場, 這才是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基礎.

1785年, 美國國會通過決議, 宣布"美利堅合眾國的貨幣單位為美元". 1789年3月生效的美國【憲法】將鑄幣權授予國會, 並由國會負責規範貨幣的價值, 同時禁止各州鑄造貨幣, 禁止各州發行類似於貨幣的"欠條".
1790年1月, 年僅33歲的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向國會遞交了一份債務重組計劃, 宣布在1788年憲法通過之前美國發行的所有債務, 包括聯邦與地方政府發行的各種戰爭債、獨立戰爭軍隊簽的各類借條, 全部按原條款一分一文由聯邦政府全額付清.

一種貨幣成為強勢貨幣, 是依托其強大的創造力和日益增長的實力逐漸完成的. 在金本位制度下, 很容易導致通貨緊縮.

帝國特惠制的主要內容是: 在英帝國範圍內,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數量和稅率享有優惠待遇, 對英帝國以外國家的進口貨物則提高稅率. 它一方面既保證了英國可以從英聯邦國家得到廉價的工業原料和糧食, 也保證了英國的工業品有穩定的出口市場; 另一方面, 則可以限制其他國家的商品侵入帝國市場--這一點當然主要是針對美國的. 1932年以前, 美國的商品可以自由出入英國, 而帝國特惠制則導致進入英國的美國商品成本增加, 損害了美國的貿易利益.
所謂"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 按照赫爾本人的解釋就是: 只要你給予美國的待遇不差於你給其他國家的最好待遇, 美國就會向你提供不差於美國給其他國家的最好待遇. 這一點, 顯然比歧視第三國的英國所主導的帝國特惠制更深入人心, 更具有誘感力和生命力.

【布雷頓森林協定】的核心內容是: 美元與黃金掛鈎, 而成員國貨幣與美元掛鈎, 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即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 美聯儲保證美元按照官價兌換黃金, 維持協定成員國對美元的信心, 並提供足夠的美元作為國際清償手段. 這兩點是矛盾的: 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鈎, 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鈎, 美元雖然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 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 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 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沈澱, 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 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 這就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 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 因此是一個悖論. 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之謎.

沒有金融獨立, 就不會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

歐洲煤鋼共同體是庫登霍夫-卡勒基泛歐洲思想的實踐, 它的現實意義在於通過經濟合作扼殺戰爭的火苗, 為歐洲營造一個和平發展的環境. 因為煤炭和鋼鐵是當時支撐戰爭的兩個最重要的部門, 將這兩個部門置於一個超國家機構以後, 就可以阻止法國和德國之間再次爆發戰爭, 所以歐洲安全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的主要目標, 部門市場一體化僅僅是手段.

法國的民族自豪感在查理曼(查理大帝, 742-814年)統治時代達到極致. 查理大帝似乎為擴張而生, 他一生中進行了53次擴張戰爭. 建立起了西起大西洋, 東止多瑙河, 南到地中海, 北抵波羅的海, 囊括了當今法國、比利時、德國、荷蘭、瑞十及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2/3以上土地的龐大帝國, 史稱查理曼帝國. 843年, 路易一世的三個兒子簽訂了【凡爾登條約】, 三分帝國: 法蘭克王國即今天的法國, 東法蘭克王國即德意志, 介於兩國之間的地區, 北起北海, 南抵意大利中部為意大利王國.

1815年, 德國聯邦成立, 德國統一的進程及現代德國貨幣和銀行業的發展才真正起步. 1834年, 德國關稅同盟創立, 成為德國從分裂的小邦國聯合體邁向真正統一的重要一步, 18個成員邦國之間創建了單一市場. 1838年, 關稅同盟創立了一種鬆散的統一貨幣, 即聯盟塔勒, 將各邦國的分散貨幣統一起來, 形成了單一貨幣. 單一貨幣是促進德意志帝國誔生的天賦資源.

聯邦德國政治體制的四原則是: 民主制(公民是國家的主人)、法治(國家的一切行為都受法律約束)、聯邦制(指發揮地方的主動性, 防止中央機構濫用權力)和福利國家(國家有義務為每一位公民提供社會保障並為實現社會公平而努力).

法德和解是發動和實現歐洲一體化的不可替代的先決條件和政治基礎, 沒有法德的諒解與合作, 歐洲一體化是無法想像的, 更是不可能的. 
法國的目的是消除德國復興和強大的威脅性, 把德國納入一個歐洲一體化的國際機構中, 從而有效監督、控制和制約德國, 即"把一個占優勢的力量與處於劣勢的力量融合起來, 以便對它們集合的力量進行共同控制".
法國力推歐共體的戰略目的, 就是要把德國牢牢套在以法國為中心, 法國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歐洲一體化當中. 用法國總統戴高樂的話說, 就是"歐洲聯合將由法國和德國完成, 法國是趕車人, 德國是馬". 這就是法國的歐洲政策和對德政策的核心. 法國對德政策和歐洲一體化政策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相輔相成合而為一. 沒有以法德和解為基礎的法德諒解與合作, 也就沒有法國的歐洲一體化倡議. 對法國而言, 歐洲一體化是制約和套牢德國的一根繮繩和一把保險鎖, 是法國通過強國之路的有效依托和保障. 這意味著, 法德兩國在和解、合作方面, 有著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願望.
儘管德國經濟實力遙遙領先, 但戰敗國的帽子加身, 德國成為"經濟巨人, 政治侏儒", 德國必須借助法國, 依托共同體, 復興發展自己, 爭取國際平等地位.

法國是歐洲一體化的倡導者, 也是主導者, 但法國倡導的歐洲一體化是以法國為核心的一體化, 或者說, 是為法國的利益服務的.
要組識一個高於主權國家的歐洲國家聯合政府, 戴高樂是絕不會容忍的. 在談到權利和需要時, 他首先強調的是國族-國家利益, 對任何形式的超國家權力都是毫不妥協的. 在戴高樂執政期間, 法國不僅為建立超國家共同組織設置重重障礙, 而且還利用它具有的投票否決權, 阻撓理事會通過相關的決議.

邱吉爾為英國的國際存在進行了定位. 他說: 當今世界存在著三個環, 第一個是英聯邦和英帝國, 第二個是英國、美國及英語世界的其他國家, 第三個是聯合起來的歐洲. 通觀全球, 只有英國在三個環上都占有位置, 而且處在三個環的交叉之處. 因此, 英國仍將發揮舉足輕重的國際作用, 仍然是世界上的一個大國. 邱吉爾的這個論斷後來在很長的時間裡指導著英國的外交政策, 被人們稱為"三環外交".

蘇伊士運河事件是英國殖民史的重大轉折點, 它說明美國的影響已經超過英國, 沒有美國的支持, 英國什麼也幹不成.

英國在融入歐洲的過程中, 始終丟不掉它昔日的帝國榮耀. 由於深深地懷著這種情結, 英國在加入歐共體後, 往往在歐洲一體化中起離心作用, 阻礙著歐洲一體化的進一步深入發展. 在歐盟, 法德是真正的決策者.
英國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態度, 很多時候都處於搖擺不定、 猶豫不決的狀態, 但有一個基本思路是清晰的: 歐洲貨幣體系跟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相比, 英國更容易接受前者. 因為英國認為前者對英國主權的威脅要小一些. 英國在意識觀念上抗拒歐洲聯邦主義, 反對向歐洲議會轉讓主權.

1976年1月, 比利時首相萊奧.廷德曼斯正式提出他起草的關於歐洲聯盟的報告. 廷德曼斯認為, 為了同美國在平等原則的基礎上建立關係, 首先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歐洲. 與"廷德曼斯報告"相對應的是, 盧森堡首相皮埃爾.維爾納提出了另一份報告, 報告提出了建立一個經濟與貨幣同盟的計劃. "維爾納報告"和"廷德曼斯報告"成為後來簽訂【馬斯垂克條約】的框架草案.

"歐洲匯率機制"(ERM), 本質上形成了以聯邦德國馬克為中心的貨幣體系和貨幣區. 
所為"蛇形浮動匯率機制"是為了保證共同體貨幣體系的穩定而進行的純粹的匯率安排. 這種機制的參加者, 不僅包括當時的歐共體成員國, 還包括五個當時還未加入歐共體的國家--英國、愛爾蘭、瑞典、挪威和丹麥. 在這種機制下, 就像一條在洞中行走的蛇一樣, 歐洲共同體成員國的貨幣圍繞美元中心匯率上下浮動, 其匯率波動的幅度在4.5%左右, 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洞", 而成員國之間的匯率波動就形成了所謂的"蛇", "蛇"的直徑為成員國貨幣匯率之間的最大瞬間波幅2.25%.

在怎樣實現統一貨幣問題上, 共同體各成員國曾有過並行貨幣和單一貨幣之爭. 所謂並行貨幣, 就是讓歐洲貨幣單位成為與成員國貨幣並行的第13種貨幣在各國流通, 而單一貨幣則是從一關始就排拆各成員國貨幣, 成為在各國流通的雖一貨幣. 最終, 單一貨幣成為共識. 因為憑空增加第13種貨幣, 會影響物價穩定目標的逐步實現, 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工作會因此變得更為複雜, 而且容易引起貨幣投機浪潮, 嚴重時甚至會引起物價工資的雙重標定問題等.

馬斯垂克首腦會議為成員國參加經濟與貨幣聯盟規定了四項標準, 正是由於後來沒有嚴格執行這些標準, 還為歐債危機的爆發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1)以共同體三個經濟狀況最佳國家在過去一年中達到的平均數為依據, 通貨膨脹率不能超過這個平均數的1.5%.
(2)以這三個國家的平均數為依據, 中長期利率不能超過平均數的2%.
(3)貨幣匯率至少兩年未超過歐洲貨幣體系所規定的波動幅度.
(4)預算赤字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3%, 公共債務總額最多為國內生產總值的60%.
成員國只有符合上述四項標準, 才能參加經濟與貨幣聯盟.
申請國只有達標方能加入, 標準涉及政治和經濟兩大方面, 此外新來者還必須接受共同體成果. 所謂共同體成果是指所有成員國聚集在歐盟旗幟下的共同權利與義務基石.

高通膨的潛在成本非常高: 一是較大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會反映到長期利率中, 通貨膨脹風險溢價上升, 這會提高資本的實際成本, 降低存量資本的均衡, 而減少資本則意味著在既定的勞動力投入下較低的產出, 從而降低勞動生產率, 影響經濟增長前景. 二是較大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使相對和絶對價格的調整變得困難. 價格水平的較大變化會向消費者和生產者發出模糊的價格信號, 威脅到資源的有效配置. 三是較大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會導致產出和就業的較大波動.

穩定的環境是支撐貨幣的一個重要基礎, 沒有任何一種貨幣能夠在戰亂、動盪的環境中保持幣值的穩定. 對歐元的打擊也是從破壞外部環境的穩定性展開的.
"戰爭是美國的人的事, 而和平是歐洲人的事."
人道主義干預和新大西洋主義的基本思想是: 在嚴重破壞人權的情況下, 國際共同體有權干預內部危機.

在阿拉伯國家中, 從意識形態角度看, 可分為兩大陣營: 一方是以埃及、利比亞、敍利亞、伊拉克為代表的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共和制國家, 另一方是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主導、由海灣阿拉伯國家構成的奉行泛伊斯蘭主義的君主制國家. 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共和制國家, 長期與西方對抗, 且都參加過對以色列的中東战爭. 美國一直想打掉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陣營. 另一方面, 兩大陣營一直圍繞阿拉伯世界的主導權進行爭鬥, 同時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陣營內部也是矛盾重重. 
從宗教、教派、族裔矛盾的角度看, 阿拉伯國家內部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如敍利亞、黎巴嫩、埃及等國家內部的基督徒)的矛盾、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 不僅影響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權力鬥爭, 而通過跨國教派滲透影響國家間關係乃至地區格局. 什葉派伊斯蘭神權國家伊朗, 通過輸出革命和教派滲透撬動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如伊朗對敍利亞、伊拉克、黎巴嫩什葉派的影響), 又使教派矛盾和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的矛盾交織在一起. 作為阿拉伯民族的敍利亞什葉派政權, 是兩伊戰爭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國家, 並選擇長期與伊朗結盟, 引起了阿拉伯遜尼派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的不滿. 由此看來, 當前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國主導阿盟的海合會, 致力於顛覆敍利亞政權, 無疑有利於其實現削弱什葉派和宿敵伊朗的雙重利益.

美國通過鼓勵低收入者購房、提高家庭住房擁有率的方式來解決住房問題, 減輕政府的負擔.
第1步: 按揭(分期付款), 第2步: 將貸款打包出售, 第3步: 進一步衍生(衍生性金融商品), 第4步: 向全世界推銷.

2011年11月28日, 美國和歐盟在白宮舉行了年度峰會, 美國總統Obama提出若干看法: 一是歐洲有能力解決危機, 徵結在歐洲領袖沒有足夠的決心和緊迫感; 二是美國準備好幫歐盟解決危機, 但美國並不會動用納稅人的錢來救歐洲; 三是美國不支持芬蘭等國提議的在IMF框架下擴大各方來源的資金, 以應對歐債危機.
美國所謂的"防火牆"意思非常明確: 讓歐債危機在歐洲範圍內惡化, 全面提升美國的競爭力, 形成"風景這邊獨好"的局, 加快資金從歐洲向美國回流!

歐元要健康發展, 就需要一個一體化日益深入的歐洲, 而不是相反. 如果歐元國之間不能形成凝聚力, 不能形成建立政治聯盟的共識, 那麼, 歐元的基礎就永遠是脆弱的, 歐元的危機救助機制永遠跟不上危機惡化的速度, 歐元就會不間斷地面臨著被狙擊的險境, 歐元的前景當然也是悲觀的.
統一的貨幣政策難以針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實施差別化的調控. 統一的貨幣政策只能作為統一財政政策的補充, 用於增強統一財政政策的效果. 德國聯邦銀行副行長漢斯.蒂特邁耶爾: "只有當人們立志向聯邦國家模式的政治聯盟靠攏, 才有可能促使經濟與貨幣聯盟正常運轉, 因為通過聯邦國家的統一領導, 才有可能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及其他一些政策."

德國的意圖非常明確: 趁歐債危機惡化之機, 逼歐元區成員國讓出主權, 從而建立起一個強大的政治聯盟, 實現貨幣、財政、稅收、預算、國防等一體化, 打造一個空前強大的歐洲! 德國將成為這個政治聯盟的核心和領導者.
德國之所以積極倡導建立歐洲政治聯盟, 主要原因有三點: 一是為了消除歐洲國家對德國的猜忌和疑慮, 消除"恐德症". 二是通過政治聯盟的建立, 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 使得歐洲統一市場得到更可靠的制度保障, 這有利於競爭力強大的德國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三是兩德統一以後, 德國已經成為歐洲中的巨無霸, 它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左右歐洲政治聯盟, 並通過政治聯盟提高歐洲的整體地位, 然後, 借助歐洲的整體地位提升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在建立歐洲聯盟的談判中, 德國政府始終把經濟與貨幣聯盟和政治聯盟結合在一起, 把二者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甚至, 德國在野的反對黨-社民黨對建立歐洲政治聯盟的態度也如執政黨的政策一樣堅決, 並在建立歐洲政治聯盟的問題上向執政當施加壓力.
除了德國, 主張以加強歐盟超國家權力和聯邦特性為取向進行改革的國家, 還有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 它們總的傾向一致, 但各自的主張又有所差別.
歐元區的政策雖然是民主決策, 但德、法等核心國卻起著決定性作用, 而德、法只會首先考慮自身的利益.

【馬斯垂克條約】規定,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運作的最高目標是保證維持價格穩定, 而確保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實現價格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馬斯垂克條約】明確規定: 禁止歐洲央行和成員國央行向共同體的公共部門機構提供透支或者類似透支的貸款; 禁止歐洲央行和成員國央行直接向這些機構購買債券. 關於貨幣政策的最終責任方面, 歐洲央行只向歐洲議會(而不是成員國的國家議會)負責.
歐洲央行目標和任務的決策具有中央集權性質, 而其執行則是由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根據輔助性原則分權進行的. 這樣的集權與分權的做法勢必帶來兩方面的矛盾: 一方面, 具有集權性的歐洲央行是根據各成員國通貨膨脹的加權平均數來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 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增加了統一貨幣政策制定的難度, 同時, 統一的貨幣政策很難使這些國家保持適度的通貨膨脹率; 另一方面, 各成員國中央銀行分權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對稱性, 如果歐洲央行的決策經常或在關鍵時刻偏向某一部分成員國, 這勢必會嚴重影響另一部分成員國的經濟增長和競爭力. 此外, 成員國可能出於自身的利益考量, 制定出利己的政策, 最終陷入博弈論中的"囚犯困境".

歐元創立之日, 歐元區並不符合蒙代爾等人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前提條件, 如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通膨偏好的相似性、經濟政策的一致性等. 但是, 根據弗蘭克和羅斯提出的最優貨幣區內生性理論假說, 即使不完全符合最優貨幣區的國家, 它們在加入最優貨幣區後, 隨著產業內分工的逐漸深化, 經濟周期會逐漸趨同, 這些國家最終也會逐漸符合最優貨幣區國家的標準. 遺憾的是, 這一理論在歐元區卻得到了相反的驗證.
看歐元區的前景, 看歐元的未來, 必須要認真評估歐元區的趨同性目標能否完成. 這一點非常關鍵. 假如歐元區的差距越來越大, 歐元區的政策推行難度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歐元所依賴的基礎就會動搖.

經常項目逆差對GDP占比達到8%是一個預測危機是否即將爆發的重要臨界值.

經濟發展戰略有兩種不同的思路: 一是增長優先論, 即經濟增長是最重要的目標, 也是首要目標, 這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思路; 二是就業優先論, 即擴大就業崗位, 降低失業率是最重要的目標, 也是首要目標.
德國是典型的增長優先論的國家, 所以, 它對失業的痛感要少得多--在分析高失業率對歐債危機的作用時, 我們必須首先明白這個區別.
德國相信, 高生產率的工業經濟有能力支持維持退休人口和非就業人口增長的負擔, 因此, 它是一個強力支持為那些"掙了收入"的人提供收入維持的福利國家. 在經濟學文獻中, "內部人-外部人"問題的定義是, 集體談判只代表有工作的人, 追求工資的最大化, 而以無工作的外部人的就業機會為代價. 因此, 在德國, 不工作的人口高達60%--規模越來越小但生產效率很高的工作隊伍, 在支持著不斷增長但不具備生產力的外部人群.

增加工人的福利有助於減少失業風險給他們未來收入流動帶來的不確定性. 但是, 如果超過了限度, 高福利就可能成為抑制就業的推手. 福利是"能給人帶來幸福的因素, 其中既包括物質的因素, 也包含精神和心理的因素." 為民眾提供公共福利, 是政府的職責.
福利國家是集約型經濟的產物. 只有"福利國家"型的資本主義才可能滿足集約型經濟發展的要求.

人口紅利將給社會發展帶來三個效應: 一是創富效應: 勞動力供給充裕, 價格低廉, 如果就業充分, 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 二是投資效應: 由於儲蓄率高, 儲蓄率轉化為投資, 可以加速經濟增長; 三是積累效應: 社會保障支出少, 財富積累速度快. 
人口因素, 是阻礙歐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 人口高齡化所代表的高福利超過歐洲相關國家的財政承受能力, 是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源之一. 人口高齡化在歐債危機中的作用是: 勞動力資源供給下降, 生產能力下降, 而福利開支上升, 相當於在兩方面同時產生影響.

人口高齡化(aging of population)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過程, 它強調的是人群的高齡化而非個體的高齡化. 國際上通常用三種標準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步入了高齡化:
(1)老年系數, 即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 目前, 國際上一般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0%, 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高齡化社會的標準, 這些國家或地區被稱為"高齡型國家"或"老年型地區".
(2)人口年齡中位數. 把總人口按照年齡分為人數相等的兩部分, 一半人口在年齡中位數以上, 一半人口在年齡中位數以下. 如果人口年齡中位數提高, 則意味著老齡化, 如果人口年齡中位數下降, 則意味著年輕化.
(3)老年比, 即老年人口與青少年人口數之比. 用60歲或65歲以上的人口數, 除以0~14歲青少年人口數, 得出的百分比如果高於30%, 則為高齡化社會; 如果低於15%, 則為年輕化社會.

按照是否參加社會經濟活動, 一個人口整體可以區分為經濟活動人口和非經濟活動人口. 非經濟活動人口一般稱為被撫養人口, 被撫養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就是撫養系數. 撫養系數表示每100個勞動力年齡人口在經濟上所供養的非經濟活動人口的人數. 撫養系數越低, 對經濟開發越有利.

一國人口死亡率較高, 其人口年齡構成必然趨於年輕型; 死亡率較低, 人口年齡構成必然趨於老年型. 高齡化終結了人口紅利. 為適應人口轉變對退休金制度在財政上的可持續性所造成的影響, 延長退休年齡、增加勞動力、修改移民政策及改革退休金制度勢在必行.

高齡人口較缺乏創造力. 人進入50歲以後, 勞動能力和勞動速度逐漸下降, 平均每年遞減1%~2%. 勞動人口進入45歲或50歲以後, 儘管有較為豐富的經驗、技術熟練, 然而, 隨著年齡的進一步提高, 人近老年, 其體力、智力(尤其記憶力)則逐年衰減, 從而會影響從事生產勞動的速度和勞動動作的敏捷程度, 進而影響產品的精密度和整體質量.
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智識進步速度大大加快和資本主義競爭激烈的條件下, 勞動力人口高齡化, 高齡勞動力人口接受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比青年勞動力要遲鈍得多, 對新的產業和就業崗位的適應能力弱得多, 因此, 隨著一個國家的人口高齡化, 勞動力人口高齡化對於讓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將日漸明顯, 經濟效率可能下降.

人口的年齡構成輕, 尤其是勞動力年齡構成輕, 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流動; 而人口高齡化, 尤其是勞動力年齡人口的高齡化則不利於社會經濟的流動, 從而會影響到一個國家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 提高退休年齡的限制, 雖然可以減少用於老年人的預算開支, 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化解人口高齡化問題的兩個重要選擇是: 鼓勵生育和放寛移民政策.
在法國的"新移民法"中, 首先就是變被動的"接受性移民"為主動的"選擇性移民", 對凡是能夠為法國經濟發展和鞏固法國國際地位帶來貢獻的移民都敞開懷抱; 而在對待那些要以家庭團聚和通婚為由而獲得法國"綠卡"的外國人時, 則是採取緊密盯防的態度, 並且設置重重關卡, 對這類移民申請者進行更為嚴格的"審查".
隨著全世界普遍進入高齡化階段, 移民減緩局部高齡化的作用也越來越小.

用一個比喻來講, 當一個移民在進關時, 美國的海關告訴移民, 美國政府不會向其提供免費的教育和醫療, 也沒有可觀的救濟金, 但移民能夠有機會去接受教育、就業、創業和致富. 而在法國海關口, 法國政府卻告訴移民, 政府會向他們提供免費教育、醫療和不少的救濟, 可沒有講明的是, 30%的移民可能會失業, 而大部分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向上攀升. 
歐洲要做的是學習美國: 給移民平等的機會而不是高福利.

歐債危機的根源, 就在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性下降, 導致支撐高福利支出的基礎動揺, 最終導致延續至今的債務危機.

英國前首相約翰.梅杰指出: 我們認為, 未建立財政聯盟的貨幣聯盟具有很大風險; 強大的北部經濟體不太可能與南部經濟體"趨同", 我們預見到歐元區的結構性缺陷, 沒有讓英國加入歐元區.

在歐元區單一貨幣計劃的核心, 一直存在著一個根本上的矛盾: 儘管歐洲央行控制著利率和貨幣供給, 但各國的財政盈餘或赤字卻取決於其主權政府的稅收和開支決策.
在這種矛盾下, 歐元區的貨幣政策是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 而財政政策則受共同體財政紀律的規則制約, 由各成員國分散自主地加以制定, 但同時, 各國的財政狀況又受【馬斯垂克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約束.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貨幣政策的統一性和財政政策的分散性之間存在的矛盾. 
由於存在統一的貨幣政策要求, 當一國經濟受到衝擊時, 只能採用財政政策進行調節. 但若過分地依賴財政工具, 又會反過來動揺統一 的貨幣政策的基礎, 這樣就陷入兩難的境地.

歐盟及歐元區缺乏自律機制和監督體制, 從而形成了道德風險.
在統一貨幣體系下, 成員國若濫用財政政策, 自身可以獲得經濟較快增長的好處, 而其出現償付危機的時候, 必然可以向貨幣區內其他國家尋求幫助. 這樣, 成員國就存在道德風險: 放鬆對本國財政的約束, 使預算赤字與政府負債進一步失擯. 如此, 成員國財政赤字的擴大可以獲得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提高民眾支持率等收益; 若出現問題, 又可以把通貨膨脹的責任歸究於歐洲央行.

標準普爾公司和穆迪評級公司屬於美國公司, 而惠譽國際評級公司則屬於法國.
歐盟委員會建議增強信用評級的"多元化", 要求企業必須每三年對所聘請的信用評級機構進行輪換. 提案還要求所有結構性信用產品都要接受兩家評級機構的評級, 同時禁止一家大型評級機構的股東同時成為其他評級機構的股東. 根據提案, 評級機構必須將其評級決定所依據的事實和假設告知相關歐盟成員國和投資者. 同時, 因不當評級行為遭受損失的投資者應對相關評級機構提出民事訴訟, 評級機構須負責舉證它們沒有違規.

儲蓄不足說: 歐債危機與東南亞金融危機在本質上都是由儲蓄率不足與政策目標之間不匹配所造成, 即過低的儲蓄率無法實現政策目標, 東南亞國家是要維持過高的經濟增速, 希臘等歐元區邊緣國家則是要維持過高的福利水平, 為實現目標不得不依靠外部融資. 當舉借外債過多並且外部經常環境惡化時, 將導致債務不可持續. 東南亞國家採取本幣貶值的方法實現外貿部門盈餘, 希臘通過財政緊縮和債務重組, 目的都是使得儲蓄率回升. 從而化解債務危機.

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說: 一個國家的經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產性, 這種生產性指的是創新, 只有經濟有了持續增長的源泉, 才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歷史上的經濟霸權大多經歷了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的轉變, 從而無法逃脫由盛到衰的宿命.
而歐債危機的根源就在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性下降. 中國從強盛到衰弱的根本原因是增長性的中斷.

約翰.斯羅曼把經濟增長分為現實經濟增長與潛在經濟增長. 有兩大因素有助於潛在經濟增長: 1. 資源的增加, 2.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整個19世紀, 在現在所謂的發達國家中, 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大約2%的年增長率穩步增長.

一般情況下, 國家的淨債務率要顯著低於總債務率, 總債務率和淨債務率之間的差值, 實際上是一國政府償還債務的緩沖墊.
經濟的增長性能否保持, 是能否抵禦、解決債務危機衝擊的關鍵.

增長派 v.s. 緊縮派austerity: "節流"的同時"開源". 以促進經濟增長為核心, 實行不傷害經濟增長的緊縮政策.
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歐債危機, 必須儘快恢復經濟的增長, 通過增長來解決債務危機.
嚴守財政紀律, 通過減稅的方式鼓勵企業發展.

歐元區國家更須警惕的是, 很多建議仍是出於利益相關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並非真的要幫助歐元區解決問題, 一旦被一些表面蓋著美好願景而暗地裡陷阱重重的建議給迷惑, 將導致形勢進一步惡化, 更難以解決. 歐洲應該借鑒Clinton的做法, 以促進經濟增長為核心, 實行不傷害經濟增長的緊縮政策, 即把促增長和緊縮政策結合起來.

如果共同債券成為一種絕對的必需(無論對於歐盟還是歐元的存續來說), 那麼歐盟財政部的設立也將不可避免, 只有這樣一個凌駕於各成員國財政部之上的機關才能以歐盟的名義發債並管理、分配和處置發行債券獲得的收入. 間接的結果是, 參與財政統一機制的成員國將會喪失原有形式上的獨立主權, 變成"歐洲共和國"的一個省.
推出歐元債券既具有相當大的技術障礙, 也可能加速歐元區的解體, 只是在這種壓力之下, 率先離開歐元區的倒可能是經濟、財政狀況比較好的國家(ex: 芬蘭).

Clinton是通過促進經濟更快地增長和削減非生產性開支來把赤字變成盈餘的. 大刀闊斧地展開以減少財政赤字為核心的振興經濟計劃, 將公共支出和私人開支的重點從消費轉向投資, 並支持對未來美國人的就業和收入進行投資的計劃, 同時增稅節支, 提高效率.
很多人認為Clinton實行的是緊縮的財政政策, 事實並非如此, Clinton政策的出發點是促進經濟增長. Clinton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是: 謹慎理財, 控制財政赤字, 推動經濟增長. 其理論基礎是: 政府財政狀況良好, 自然吸引大量債券買家, 包括海外投資者; 國庫券暢銷, 自然將推低國庫券利率; 國庫券利率下降, 便可以帶動市場利率向下. 這樣, 消費者信貸、分期付款利率、企業用資成本普遍下降, 整體經濟發展趨勢穩定.

貨幣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Milton Friedman是新自由主義學派對傳統社會和保障理論提出修正的典型代表. 他認為, 高效率來自自由市場競爭, 如果給予低收入者"最低生活水平的維持制度", 會挫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 最終將有損自由競爭和效率. 他認為: "一個社會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 其結果是既得不到平等, 也得不到自由. " 他主張既救濟貧, 又不損害競爭和效率.

2003年德國總理施羅德通過【2010行動綱領】, 把"改革福利制度節省下來的大量資金投入到教育、科研領域, 提高了德國的生產率", 無意中找到了解決高齡化問題的第三個路徑, 即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創造的財富, 來滿足高齡化社會福利保障的需要.

可持續發展的福利制度應該建立在財政可持續的基礎之上, 考慮經濟實力和人口結構等社會特徵, 並且支持多元化的體系, 即由政府、社會、企業、個人等多方參與並各自發揮貢獻的體系. 福利制度的模式應該是動態的, 而不是剛性的, 應該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自動地調整, 使其發揮正面效用.
施羅德說: "我所理解的福利社會, 並不是讓大家都歇著, 真正的福利社會應該是, 每個人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時都能得到幫助."

歐元區要從根本上擺脫目前危機, 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將一體化向前推進, 成立一個聯邦或邦聯, 從而在政治、財政、貨幣、稅收等方面, 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歐元區最初設計的時候, 就是要打造一個真正的政治聯盟.
成立歐洲合眾國將意味著, 歐洲相關國家必須讓渡出財政主權乃至國家主權, 制定歐元區財政政策的權力從各國的央行和財政部, 讓渡到歐洲層面, 以實現貨幣主權和財政主權的統一. 缺乏財政聯盟是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
現在的歐洲所面臨的現實抉擇是: 要嘛分崩離析, 要嘛更緊密地走到一起.

單一貨幣能夠較好地運行, 根本原因在於擁有統一的財政國際經濟合作, 不僅可以通過匯率和利率的變化來調節需求, 還可以通過財政政策的轉移支付手段來縮小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從而減輕非對稱性衝擊帶來的影響. 可見, 當成員國不滿足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條件時, 財政聯盟成為成員國應對非對稱衝擊的重要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 財政聯盟背後的政治聯盟更是恢復金融市場信心、維護歐元國際地位的唯一途徑.

從歷史的淵源上講, 英國就是因為反對讓渡主權才沒有加入歐元區的.
如果強調民族性, 歐洲更深入的統一就不可能實現.

在1783年擺脫英國實現獨立後, 美國各州拒絕償付獨立戰爭債. 一些州實屬不能, 另一些州則純屬不願. 當時的美國是一個鬆散的聯邦, 就像今天的歐盟一樣, 缺乏稅收以及其他管理機構. 美國無法解決其自身的財政問題, 最終這些問題(其中大部分是一再發生的違約)催生了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 一個嶄新的美國由此誔生. 
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在1790年提出的是一個所有資金缺乏的自治州最終都不能拒絕的交易--聯邦政府以承擔各州的債務, 換取更多的中央集權.當時, 漢密爾頓警告, 如果各州拒絕這筆交易, 它們的信用將有崩潰的危險.

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聯盟是共同分擔債務的前提.
Merkelk在歐債危機的救助過程中, 一直牢牢地控制著節奏, 她的戰略思想非常明確: 讓歐元區成員國在債務危機的折磨中, 逐漸放棄目前的強硬立場, 逐漸交出主權, 從而建立起一個以德國為核心的歐元區聯邦或邦聯政府.
要麼建立起政治聯盟, 打造一個強大的歐洲合眾國, 要麼走向分裂.

極右政黨主要政策的第一點就是反對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 , 其經濟政策極為保守, 主張閉關鎖國. 第二點是反移民和反多元化.
為了擴大影響, 法國極右派勒龐還努力加強同歐洲各國極右翼的聯系, 以歐洲極右翼的"一體化"來對抗歐洲的一體化.
極右翼勢力近年來為何從政治邊緣轉為日漸得勢?
1. 隨著歐盟大規模東擴, 大批移民的湧入沖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和本土文化.
2. 希臘等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對歐洲各國的經濟造成沖擊, 各國失業率攀升, 使相當一部分民眾出現極右翼傾向. 這種傾向還呈現出青年化趨勢.
3. 與伊斯蘭文化的差異, 使歐洲人反移民情緒增長. 近期由於阿拉伯世界政局動盪, 大量難民湧入歐洲, 有可能進一步刺激反穆斯林、反移民的極右翼勢力抬頭.
4. 歐洲很多極右翼政黨往往以發行報刊作為輿論工具, 進行極右翼宣傳. 宣傳的誤導進一步加深了民眾對移民和政府移民政策的不滿, 助長了極右翼勢力的滋生和發展.

首先離開歐元區的國家, 要麼是最差的, 要麼是最好的. 一旦有國家離開歐元區就意味著分裂已經開始.
實際上, 希臘並非沒有做退出歐元區的考慮, 關鍵的問題是, 如何退出對希臘最有利. 答案非常簡單: 在退出以前, 儘可能多地從歐元區獲得資金.
德國願意出錢拯救歐豬國家的根本目標是讓歐元區國家交出權力, 從而建立起一個以德國為核心的類似於邦聯或聯邦的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同盟, 當德國意識到自己這個目標無法實現, 而債務危機又變成吞噬德國資金的無底洞時, 德國選擇離開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德國和法國緊密的合作是歐洲走向一體化的最重要的前提與基礎, 一旦德法之間的默契被打破, 那麼一切都動搖了.
歐元區深化成政治聯盟的可能性顯得越來越渺茫, 而分裂的可能性則變得越來越大.

中國與歐洲在政府債務方面存在著本質的區別. 歐洲政府舉債, 主要是為了維持高福利體系, 維持百年來逐步完善的保障體系, 而中國各級政府舉債, 主要是為了滿足龐大的投資需求. 在中國, 政府大規模投資是導致政府債務快速累積的根本性原因.
中國原本應該表現為負債的項目, 實際上是以增發貨幣的方式完成的. 從本質上來說, 這也是一種負債, 是對國民的隱性負債, 因為它是以稀釋民眾財富和購買力為代價的.

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也普遍認為要避免結構性政府赤字. 也就是說, 政府在經濟衰退時採聯的赤字政策, 必須在經濟擴張時期通過財政盈餘進行相應的抵補.

把"資源為王"定義為三個部分: 一是包括煤炭、石油和稀土等在內的日漸稀缺的礦產資源; 二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智識產品的研發和儲備, 以及技術人才的培養和儲備; 三是良性的制度機制. 
中國要解決高齡化、資源短缺等問題, 保寺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最關鍵的就是要提高研發投入, 提高創新能力, 提高生產效率.

走民富路線是擴大內需的唯一效路徑. 
當務之急是實行有力度的減稅政策: 通過對企業減稅, 降低企業的成本, 增加企業的利潤, 使其有能力繼續擴大生產, 增加就業機會. 而給民眾減稅, 則有利於促進消費, 從而與生產形成對接, 不至於再讓企業低三下四地求助於外部市場銷售商品.
歐盟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 歐美經濟增長每下跌1%, 中國出口增長就要下跌6-7%. 
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 中國GDP將增加1.9%.

如果站在中國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看, 中國應該什麼也不做, 全力以赴地保護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國內的經濟搞好. 等到歐洲一片狼藉的時候, 拿出寶貴的資金去歐洲廉價收購瀕臨倒關的制造企業、金融業等.

中國要實現外匯儲備的多元化, 更應該改變重紙幣儲備而輕實物儲備的現狀.
未來的財富不是建立在紙幣上的虛幻繁榮, 而是以資源為核心構築起來的新的財富體系. 資源儲備比任何外匯儲備都可靠.
中國應該汲取歷史教訓, 學會把錢轉變成財富, 把財富轉變成力量.
如果由於儲備過高的外匯, 造成國內基礎貨幣投放量劇增, 埋下危機的隱患, 顯然是不符最優外匯儲備理論的.

要特別關注美聯儲、歐洲央行和中國政府的政策選擇, 將對全球資本市場也包括中國股市產生直接的影響.
投資最好不要頻繁操作, 應該依劇大趨勢, 做一個趨勢投資者. 投資股票不是因為便宜才去買它, 而是因為它步入了上漲趨勢才去買它.
農產品的投資, 股市和期貨市場是截然不同的. 期貨市場關注的純粹是價格, 而股市關注的則是利潤.